黄峥曾谈到：“对我商业教育最大的，是段永平。”
除了黄峥，段永平还有三大门徒，他们分别是步步高CEO金志江、OPPO创始人陈明永、vivo创始人沈炜。
27年前，正如《出埃及记》中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逆袭一样，段永平带领三人从小霸王被迫离开，他们用5年时间，就把步步高打造成了中国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集团之一。
步步高集团创始人 段永平
但就在鼎盛之时，为了家庭，40岁的段永平选择退休，远赴美国。可谓是宁负天下，不负红颜；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
不过段永平的传奇并没有就此结束，他在实业的成功也延续到了投资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：“我在投资上赚的钱，远比我做实业10年赚的钱多。”
的确，无论是投资网易的一战成名，还是在苹果、腾讯和茅台上的巨大获利，都让大家对段永平有种错觉：
“虽然已经远离江湖许久，但江湖常常仍有他的传说。”
一、求学
1961年3月，段永平出生在江西吉安市泰和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
他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运气。同年，父亲段锡明和母亲彭建华双双获得江西水利电力学院（现南昌工程学院）老师的工作，三年饥荒导致的生活窘境立刻得到了纾解。
如果没有什么意外，段永平的童年应该是在大城市南昌度过。
但他5岁那年，伟大领袖发出的“五七”指示把段锡明夫妇下放到井冈山农村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段永平也跟着父母来到这里，一待就是六年。
井冈山的日子有苦有甜。
苦的是即使年纪尚小，段永平也要跟着大人一起插秧、割稻子，每天还要走十几里的山路去砍柴。
甜的是学习劳作之余，段永平可以和小伙伴一起到河里抓鱼，用小石头打鸟，度过了一个充满野趣的童年。
如果说段永平这届学生不幸，那是因为他们刚上小学就遇到了文革。但高中毕业就迎来高考的恢复，也算是他们的幸运。
1977年11月，16岁的段永平满怀希望，和570万考生一起踏进了考场。
不过由于平时学习底子一般，段永平四门科目的成绩惨不忍睹，总共才考了80多分，他的第一次高考就这样名落孙山。
但段永平没有轻言放弃，后来接受《赢周刊》采访时他提到：
“我人生中最不能忘怀的第一个经验就是高考。那时候上大学的概念是什么？是一切。所有的人生目标都浓缩到这里，我段永平恨不得用一切聪明智慧和时间来换取这张入场券！”
头悬梁、锥刺股，段永平开始发扬古人科举考试的精神，夜以继日地投入学习。
功夫不负苦心人。在1978年7月举行的第二次高考中，段永平以400多分的总分被浙江大学无线电专业成功录取。
一般人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不免喜极而泣，但段永平却是异常平静，后来他自己回忆道：
“可连我自己都难以想象的是，当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刹那，我的内心却突然变得非常平静，甚至有一种从未经历过的迷茫。我觉得桃子变味了，我是在瞬间悟到了‘人生的乐趣在于它的过程’这一道理的。”
二、迷茫
人生的乐趣在于追逐目标的过程。早早悟出这个道理的段永平，在进入大学后开始陷入了痛苦，因为他失去了目标。
身边很多同学都憧憬成为一名科学家，段永平一开始也考虑过，但对比自己和别人的天分后，他便放弃了这条道路。
和段永平感同身受的，还有比他晚两年进入浙江大学的史玉柱。史玉柱初中也立志想成为一名数学家，可后来发现自己的天赋远不如身边的浙大同学，才选择了攻读应用类的计算数学。
彼时改革开放才刚刚掀起帷幕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在摸着石头过河，放弃成为一名科学家的段永平一时找不到明确的目标，就这样“浑浑噩噩”地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活。
不过虽然没有明确目标，但段永平在大学的学习已经突显实用主义的理念。
他只上自己感兴趣的课，读对自己有用的书。只要自己不感兴趣，即便有些是必修课，段永平也不会为了学分强迫自己去学习。
在他看来：“文凭于我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不能学到实实在在而又实用的知识。”
这种价值观在网易创始人丁磊身上也能看到。当年他就是为了兴趣自学计算机，而专业考试只用两周的时间突击准备，他和段永平后来能成为知己好友也不足为奇。
1982年，毕业后的段永平被分配到北京电子管厂工作，月工资46元。和他同年来到这里的，还有来自杭州电子工学院（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）一位叫王东升的年轻人。
北京电子管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子管生产企业，有将近1万名员工，现在北京的798艺术区就是由当年的厂区旧址改建而成。
按理说，段永平能够进入这样的单位，在当时看来那是一辈子的铁饭碗，应该牢牢抓住。
但和父母一辈子因循守旧不同的是，段永平期待着精彩的人生。
看着周围人浮于事的工作环境，想着一眼就能看到尽头的结局，在北京电子管厂只呆了四年的段永平就毅然选择离开，试图寻找新的人生可能。
对于段永平的行为，身边人甚是不解：“你还能找到这样的大国企工作吗？北京户口值一万多块呢，就这么不要了，多可惜啊！”
段永平只是一笑而过：“这有什么可惜的，以后如果想要，我再花一万多块钱买回去不就完了。”
由此可见，当时的段永平对自己充满了自信。高考以来的经历让他认为，只要自己认准了想做一件事，就一定能够成功。
段永平的离开，并不意味着其他留在北京电子管厂的员工就是不思进取，和他同年入厂的王东升就是特例。
苦熬10年后，王东升在1992年接管濒临倒闭的电子管厂，后来还把它改制成了国内液晶显示屏领域的王者企业——京东方。
面对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，段永平认为自己工科的知识结构太过单一。所以离职后，他没有急着寻找下一份工作，而是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。
读研期间，段永平有了第一次的商业尝试：贩卖章光101生发剂。
尽管没有赚到多少钱，但做生意的过程却激发了他浓厚的从商兴趣。只不过段永平不大喜欢这种倒买倒卖的商业模式，他心里想的是：
“如果我有一家能同时从事生产和销售的企业，那该多好啊！”
也许正是这个心愿使然，在还没拿到人大的硕士学位时，段永平便迫不及待跟着“孔雀东南飞”的潮流，投身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。
其实当时北京几家不错的单位已经向段永平发出工作邀请，只不过他不喜欢其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：“你看，谁谁谁（某大领导）的儿子都在这儿。”
段永平心想：“我就是平头百姓的儿子，在这种单位还是算了，不如就去天高皇帝远的南方闯闯！”
1989年3月，段永平研究生毕业论文都没有提交，便一个人背着行囊来到了广东。
一个日后的传奇商业故事，就此拉开帷幕。
三、小霸王
段永平在广东的第一站，是佛山的一家企业。
据段永平回忆，这家公司的老板野心很大，一年就新招了150多个本科生和50多个研究生，高学历人才密度比北京许多科研单位都大上不少。
不过一番接触下来，段永平感受不到老板对人才的尊重，再加上自己在这里难以发挥所长，便很快离开。
在同学的介绍下，段永平又辗转到离佛山80多公里外的中山市，认识了一位贵人——陈健仁，后者是当时中山市第三大公司怡华集团的总经理。
陈健仁非常看好段永平的教育和工作背景，便让他去怡华集团下属的日华电子厂担任厂长。
但换种角度来看，其实陈健仁也是死马当活马医。
彼时，日华电子厂主要生产家用电视游戏机。不过由于经营不善，1988年亏损了200多万。段永平加入时，厂里只有十几名员工，账上也只剩3000多元资金。
对于一般人来说，这种临危受命都是拒之门外。但自信的段永平却欣然应允：“这不正是我的机会！”
那一年，他刚满28岁。
新官上任的段永平在日华电子厂烧的第一把火，就是管理改革。
他要求大家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，如有违反直接开除，丝毫不留任何情面；
他崇尚按劳分配、按功分配，力主把奖金向一线工人倾斜；
他也主张“能者上、平者降、庸者下”的晋升淘汰机制。
当然，段永平心里清楚，要想树立权威，严格落实制度，还是要带领大家打胜仗、赚到钱。于是，他把第二火烧向了品牌。
彼时，日华电子厂主要为日本任天堂的红白游戏机提供贴牌代工生产，利润非常微薄。
看到市场如此火爆的段永平不甘心寄人篱下，便打算自己做个品牌。不过起初因为资金的问题，段永平并没有一步到位，而是租用了中国台湾游戏机厂商“创造者”的品牌。
在段永平的带队攻克下，日华电子厂生产的游戏机不但价格比任天堂便宜不少，质量也没有逊色多少。
很快，“创造者”游戏机便在市场上掀起一阵热潮。
但没有高兴多久，段永平便发现：“创造者”厂商还把品牌偷偷授权给其他国内厂商使用，一鱼多次，吃相难看。
一怒之下，段永平便停止和创造者的合作，下定决心自创品牌。
那品牌名字叫什么呢？不得不说，和浙大校友史玉柱一样，段永平在营销上也颇具天赋。在他看来，品牌名字一定要响亮，容易被人记住，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歧义。
一开始，段永平敲定的名字是“小天才”。但当时这个商标的持有人要价300万才肯转让，段永平没法接受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选用了“小霸王”的名字。
不过段永平对“小天才”这个名字还是念念不忘。十多年后，他旗下的公司再次找到持有者，全力拿下商标，这才有了如今广受小学生欢迎的“小天才”智能电子产品系列，当然此是后话。
既然有了自主品牌，那下一步就是把这个名字打响。
其实在1991年，很多国内厂商并没有什么品牌和营销意识。而段永平却在日华电子厂刚刚实现扭亏为盈时痛下血本，花费40万元在中央电视台打了一个有奖比赛促销的广告：拥有一台小霸王，打出一个万元户。
那时，央视广告的含金量还是十足的。作为第一个在央视露出的游戏机品牌，小霸王瞬间提高了全国知名度，销量也随之突飞猛进。同年，日华电子厂也正式更名为小霸王电子工业公司。
1992年，尝到甜头的段永平又在央视砸下200万元广告费。当年，小霸王便实现1亿的产值，纯利润超过800万元，成为国内游戏机的绝对领军者。
有人说，是营销让小霸王一飞冲天，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只是会砸钱罢了。
但在段永平看来，营销只是企业经营的一个环节。如果只有营销，产品质量和服务跟不上，那最终还是会出问题的。
当时国内游戏机大多采用进口零件组装而成，有些品牌的维修率高达30%。而小霸王无论产量多少，都能把返修率控制在2%以内。
重金营销的同时，段永平也在线下积极布局，以此承接来自广告带来的流量，比如：
对销售网络进行重新布局，取消全国总经销制，在各个城市推行总代理制；
为了规范市场，提出“四海一家的解决之道”，统一小霸王的全国价格，实行限价销售。
在企业经营中，段永平始终认为应该遵守本分。何为本分？那就是做对的事，然后把事情做对。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事情，那就不要做不对的事情。
所以虽然小霸王在游戏机领域已经一骑绝尘，但段永平隐隐有一股危机感。他心里清楚地知道，游戏机终究只是个消遣品，中国家长都是望子成龙，不愿看到自己的孩子玩物丧志。
因此一番考量后，1993年，小霸王在游戏机的基础上增加了键盘和学习卡，摇身一变成了学习机。
彼时电脑还是一个奢侈品，普通人几乎没有机会学习电脑，小霸王电脑学习机则提供了一个简易的替代方案。
为了推广学习机，小霸王为产品量身制作了一段《拍手歌》：“你拍一，我拍一，小霸王出了学习机；你拍二，我拍二，学习游戏在一块儿.......”。其传播效果，堪比今天蜜雪冰城“甜蜜蜜”的神曲。
另外，小霸王还请来当红明星成龙作为代言人，在央视黄金时段狂轰滥炸，一句“同是天下父母心，望子成龙小霸王”的广告语瞬间传遍千家万户。
在广告的推动下，小霸王学习机的销售额一年翻一番，到了1995年，公司年产值已经突破10亿元大关。
小霸王当时到底有多火爆呢？以下四个方面可见一斑：
小霸王公司年底分红都是用报纸包现金，为此用掉了成摞的报纸；
来小霸王应聘的人络绎不绝，在两年内，工厂从百十人的规模，迅速扩张至3000多人；
当时全国各地来小霸王拉货的车队，光排队就排了1000多米，等四、五天提货那是常事；
在某次关于电脑品牌的市场调查中，小霸王竟然被选为国人最熟悉的电脑品牌。
四、矛盾
就在小霸王发展如日中天时，出人意料的是，段永平突然提出了离职。
背后原因，主要还是利益之争和理念冲突。
早前按照约定，日华厂由段永平全权负责，所获利润的80%上交怡华集团，剩下的20%才由段永平自由分配。
可到了后来，小霸王逐渐成为怡华集团的顶梁柱，一度占集团总利润的90%。从集团全局角度出发，总公司经常会把小霸王的盈利抽走，去填补其他十几家子公司的亏损，之前承诺的20%利润分成常常无法完全兑现。
所以从段永平的角度出发，这套“二八分成”的不稳定机制，不足以让他兑现对小霸王高管和员工的承诺。
因此，从公司长远发展考虑，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是“本分”的事，所以段永平多次向集团高层提出将小霸王股份制改革的建议。
无奈怡华集团是集体企业，陈健仁决定不了改制的事情，地方政府当时也不敢贸然拍板。
几番角力之后，段永平心灰意冷。即使离开小霸王会让他丢掉一份年入几百万的工作，但他依然决然地作出决定。
后来在接受《第一财经》采访时，段永平谈到：
“钱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，继续在这里做，违背了我本分的东西，然后我觉得不快乐。我不快乐的话，你给我多少钱我依然是不快乐。”
虽然被迫离开小霸王，但陈健仁毕竟对段永平有知遇之恩，小霸王也是他发迹的地方，所以两人之间定下了一个君子之约：
“如果再开公司，段永平可以从小霸王带走六个人。同时一年内，新公司不得在国内进入小霸王同类产品的市场。”
看到段永平即将离开，小霸王的不少员工也是蠢蠢欲动。在他们看来，船长都不在船上了，水手们不知道船会开到哪里去，所以也要求下船。
由此可见，段永平的领导力非同一般。
1995年8月28日，段永平正式从小霸王离开。那天，公司还特意为他举办了一个欢送仪式。
看着陆续过来碰杯的属下，想着过往几年的奋斗历程，段永平万分感慨：“只觉千杯酒少，只想一醉方休。”
一个月后，段永平调整好情绪，便带领陈明永、沈炜和金志江六人来到东莞长安镇。
这里离中山市仅一江之隔，他们在此成立力高电子有限公司，开启了一段新的征程。
五、步步高
听到段永平另起炉灶的消息，之前的同事和合作伙伴纷纷找上门来，有的要加入公司，有的要投资入股，有的则要代理产品。
大家之所以这么信任段永平，无非就是觉得他能力强，为人厚道，做生意恪守本分。跟着他混，一定不会吃亏。
所以很快，力高电子便兵马备齐，粮草充足。
但鉴于和小霸王的君子之约，为了不让团队和工厂闲着，段永平开始往俄罗斯等地做起了电子产品的外贸。
不过由于缺乏经验，力高电子在海外的拓展一开始并不顺利，期间差点全军覆没，最后公司总资产因此减值了三分之一。
除了进军海外，段永平在国内也一直为重新进入市场做足准备。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重新给公司取个响亮的品牌名。
为此，段永平向全国征集名字：一经采用，承诺奖励5000元。
最后，有8个人取的名字都是“步步高”，段永平觉得朗朗上口，便欣然接受，并向8个人都兑付了奖金。
其实当时还有人劝说段永平采用一个像是外国产品的名字，但他果断拒绝。段永平认为这是一种欺骗，不符合他本分的价值观。
1996年年底，君子之约的期限已经结束。段永平终于可以再次在国内大展拳脚，他决定用一种震撼的方式宣告团队的归来：
“花费8123万元，抢下了央视《天气预报》前的一个广告位。”
要知道，这笔巨资几乎就是当时步步高的全部家底。而且由于俄罗斯回款不及时，最紧张时，面对供应商和央视的催款，公司的账户上只剩下两万块钱。
最后，通过一方面说服多数供应商借此入股步步高，另一方面让俄罗斯同事直接用旅行袋捎现金回国，段永平才带领步步高度过了危机。
为什么段永平要如此孤注一掷呢？后来接受《第一财经》采访时他这样回答：
“因为当时很难跟大家解释我们又重新开始了，而央视广告打出来后，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，每一个神经末梢都能感觉得到。我们的供应商、代理商、基础员工，甚至包括我们的基层客户，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公司要启动了！”
广告的效果还是惊人的。在线下渠道的配合下，步步高学生电脑很快就成为了行业头部品牌。
敢为天下后，后中争先。1997年，在国内VCD市场已经有200多家厂商在激烈竞争时，段永平带领步步高再次杀了进来。
后中争先，除了品牌和渠道，讲究的是“人有我优”。而在产品质量把控上，步步高一直做得不错。
1997年年底，有关部门对全国214家VCD厂商的232种型号产品进行了检测，结果只有18家企业的13种产品符合国家标准，步步高VCD正是其一。
不过在那年央视标王的竞争中，步步高输给了爱多VCD，后者用8000多万拿下了央视第一个VCD品类的广告，还请来成龙拍了一条“爱多VCD，好功夫”的广告片。
一时间，爱多VCD变得家喻户晓，年产值达到十几亿元，步步高失去了先机。
好在段永平没有放弃，团队脑力风暴下想出了讨巧的一招：蹭热点、搭便车、强绑定。
针对爱多的特点，步步高找来李连杰拍摄了“步步高，真功夫”的广告片。一时间，爱多“好功夫” VS 步步高“真功夫”，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。
所以尽管爱多继续以2.1亿元的价格拿下1998年的央视标王，但步步高也凭借广告搭便车，跟着一步冲天，迅速进入VCD厂商的前三之列。
《基业长青》一书说过，做企业不是比谁先动手，而是比谁活得长。要想活得长，不是比谁做对的事情多，而是比谁犯的错误少。
1999年，本来执行业牛耳的爱多，因内部股权纠纷等矛盾陷入危机，公司很快便走向了衰败。
这给了步步高可乘之机。没有了爱多，它顺利拿下了1999年和2000年的央视标王，还邀请国际巨星施瓦辛格拍摄广告，强势登上了行业第一的宝座。
有人曾经质疑步步高耗费巨资做营销的必要性。对此，段永平在央视《品牌与传播国际论坛》上发表过自己的看法：
“当年在小霸王用成龙代言，有些人看三次就记住了。如果没有成龙，可能要看九次十次。我算过一个帐，我们付给成龙的钱，只有我们广告投放额的百分之几，连百分之十都不到。为什么说他便宜呢？只要他能够提高百分之几的传播度，那就是赚的。
我们企业每年都投广告，一般都选择黄金时段。黄金时段的价格肯定最贵，但往往价格最贵的实际上是最便宜的，最便宜的广告也许是最贵的。”
那几年，除了学习电脑、VCD，步步高还将业务品类拓展到复读机、无绳电话和手机等。用相似的打法，它们很快就做到了细分领域的前几名。
从被迫离开小霸王开始，段永平只用了5年时间，便把步步高做成一个年产值数十亿的集团。不得不说，他堪称是那个时代最牛的商业传奇之一。
六、爱情
如果说每个人的社会角色无形中确实存在一个预设轨道的话，段永平常常会是那个突然脱离轨道，然后自行另铺一条轨道的人。
就跟当年离开小霸王一样，在步步高鼎盛之时，段永平在2001年突然宣布退休移民美国的决定。
不过这次的理由不是为了事业，而是为了爱情，为了家庭。
早年段永平在人大念研究生时，认识了刚刚进入人大新闻学院读书的西安人刘昕，后者比段永平小上7岁。
段永平对刘昕一见钟情，便向对方发起了猛烈的追求。无奈襄王有意，神女无情，刘昕一开始并没有看上段永平。
不过段永平没有轻易放弃，后面虽然南下广东闯荡，但还是一直保持着对刘昕的关注和追求。
刘昕大学毕业后在中国青年报工作了一段时间，接着便远赴美国、荷兰留学，最后在美国成为《棕榈滩邮报》的一名摄影记者。
不得不说，段永平对爱情相当执着。1995年从小霸王退出时，段永平就曾想过去美国留学，陪着自己心爱的女孩。
只不过为了兑现对兄弟的承诺，他暂时留下来做了步步高。后面实在忍不住，他还在1997年抽空跑到荷兰陪刘昕上课。
好女经不住郎缠，尤其还是段永平这种年少有为又专情的郎君。
所以1998年，当刘昕回国探亲时，便决定和段永平领证。不过这次领证有一个条件：段永平以后必须和她一起去美国生活。
段永平自然一口答应。但其实他当时还放不下高速发展的步步高，只是心存侥幸：绿卡办下来还不知道要到什么猴年马月呢？所以就一个字——拖。
出乎段永平意料的是，到了2001年初，他的美国绿卡就顺利办了下来，他不得不履行自己当初的承诺。
许多人对段永平的决定咂舌不已，40岁就退休，难道他真的能够放下这片辛苦打拼下来的基业吗？对此，段永平笑道：
“我已经有了孩子，不可能让太太在美国，我在中国，那还要这个家干什么？”
确实，段永平不是一个对金钱和权力痴迷的企业家。
在步步高创立之初，段永平拥有超过70%的股份。为了激励员工和绑定各种合作伙伴，几年以后，他的比例慢慢稀释到10%左右。
另外，在答应刘昕领证的条件后，段永平其实就开始为退出步步高的管理未雨绸缪。
1999年，段永平根据步步高历史形成的三条业务线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：将集团分成三家公司，股权独立，互不从属。
步步高教育电子业务由黄一禾负责，后面退休后，由金志江接任；
步步高通讯科技业务由沈炜负责，后面改名为vivo手机；
步步高视听电子业务由陈明永负责，后面改名为OPPO手机。
步步高三分天下的格局，就此形成。
虽然段永平在三家公司都分别拥有10%的股份，但在离开中国时，他洒脱地告诉三位负责人：
“这个事情交给你们干，你们就好好干。如果做不好，你们就干好一件事，就是把这个企业好好地关悼。不要指望我再做什么，因为这是你们的事情了。”
后面的事实也证明，不像其他一些躲在幕后遥控的企业家，段永平是真的当起了甩手掌柜。
OPPO创始人陈明永在接受《创业家》采访时就曾提到：
“你们不要想着阿段在我身边，风投起码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会来看一下，他连这个都没做到。
而且一开始他都没有回国，等到他回国的时候，我们都已经做好了。他现在一年大概回国两三次，加起来时间不超过一个月。他回来之后，我们会一起聊聊天啊，打打球啊，可是仅限于娱乐。”
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，段永平确实拿得起，也放得下。
七、投资
退休之后，段永平在美国加州过起了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隐世生活。
不过除了陪伴家人，段永平在闲暇之余还有两大爱好：一个是打高尔夫，另一个就是股票投资。
而在美国炒股，一般人都会了解到一位业界大拿，那就是沃伦·巴菲特。
段永平也是如此。在读过巴菲特相关的书籍和股东信后，他惊为天人，从此便成为了“价值投资”理念忠实的拥护者。
后来，段永平更是在2006年以62万美元的价格，成为第一个拍下巴菲特慈善午餐的华人。
消息一经传出，不少人都发出疑问，花这么多钱吃一顿饭到底值不值？
对此，段永平在接受《中国企业家杂志》采访时作出了回复：
“其实我并没有把这顿午餐当成生意，就是想给他老人家捧个场，告诉世人，他的东西确实有价值。
其实巴菲特说的很多东西都是我知道的，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钱去跟他聊天？这件事情就像很多人每个礼拜都会去教堂，很多东西他们早就知道，为什么还要去呢？这里面有些东西可以去琢磨。”
那到底什么是价值投资呢？在段永平看来，投资股票就是投资一家公司，不错的商业模式、靠谱的企业文化和管理者、合适的价格，缺一不可。
段永平第一次经典的投资，是网易。
2001年，网易因深陷互联网泡沫危机，股价一路跌至0.64美元，甚至一度被纳斯达克暂停交易。
丁磊当时想要卖掉公司，曾经找到段永平诉苦，后者鼓励他还是继续把一家公司做好。
后面经过一番研究，段永平发现网易具备很大的投资价值；
看好网易转型做网络游戏的前景；
网易现金充沛，股票价值被严重低估；
网易所犯错误，并不致命。
于是，段永平在2002年年初便以0.8美元的价格重仓网易，把手头能够动用的200多万美元全部投了进来。
后来网易凭借《大话西游2》逆风翻盘，股价在2003年10月涨到了70美元，段永平也一举获得近2亿美元的账面回报。
不过段永平最终还是陆续减持了网易的股票，明面的理由是“丁磊是个大孩子，把那么多钱放在他手里，我不太放心”。
除了带来金钱的回报，丁磊还在2002年给段永平介绍了一位青年才俊，他就是后来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。
段永平非常欣赏黄峥，应该算是后者人生路上最重要的导师。
他不但带黄峥一起参加巴菲特的午餐，还在黄峥研究生毕业时为其指明道路。黄峥因此才能在谷歌呆了三年，就通过股票期权实现财富自由。
后来段永平更是为黄峥的创业多次出谋划策，甚至给产业资源、直接出资，尤其在拼多多当年出现假货舆论危机时，他更是公开力挺：
“我和黄峥是10多年的朋友了，我了解他、相信他。黄峥是我知道的少见的很有悟性的人。我对黄峥有很高的信任度! 给他10年时间，大家会看到他厉害的地方的。”
由此可见，段永平对这位关门弟子的喜欢非同一般。
受段永平的影响，黄峥也是为人低调，务实诚恳，还同样在40岁左右的年纪选择了退休。只能说，师徒两人是惺惺相惜，相见恨晚。
和巴菲特一样，段永平的投资相当谨慎。他不但只投自己看得懂的公司，还把资金主要集中在少数几只优质股票。
这么多年来，除了步步高系的公司，段永平一直长期重仓和看好的股票，只有苹果、茅台和腾讯。而且每次决定下注前，段永平都有一段很长的观察期，再次生动演绎了什么叫做“敢为天下后”。
早在2002年左右，段永平就关注到了苹果公司。不过那时段永平不太看好，所以没有出手。
受美国管理学著作《基业长青》的影响，段永平当时认为乔布斯属于“报时人”型的企业家。这种企业家会抓住时机，推出惊艳的产品，但通常后劲不足，企业也会随之消亡。
而好的投资是需要找到“造钟人”型的企业家。即建立一家公司，使公司在任何一位领袖离开很久、经历许多产品生命周期后，仍然可以欣欣向荣。
9年后，段永平终于理解到，乔布斯其实是一个恰好会“报时”的“造钟人”。而接班人库克，更是一位理性的CEO。
所以在2011年1月，段永平以47美元的价格买入苹果，之后再也没有卖过。相反，每次下跌，他都会继续加仓。如今苹果的股价已到192美元，段永平赚了个盆满钵满。
除了自己投资，段永平还鼓励当时OPPO和VIVO的员工也一起买入苹果。他笑称：
“我们的员工太幸福了，同时能赚两份钱。一份是跟随苹果做智能手机赚的钱，另一份是苹果股票大涨带来的收益。”
对腾讯的投资，段永平也是秉承相同的理念。
“马化腾人不错，而且年轻，微信及微信支付的影响非常大且深远。”段永平在2010年就觉得腾讯不错，但一直没有等到好的价格。
2018年，游戏行业跌入低谷，腾讯股价受到波及，他才买入了一些。不过那时的他，还是更懂苹果一些。
到了2020年，段永平终于想明白了腾讯的护城河：通过社交媒体将流量货币化。预期良好的未来现金流让段永平判定，10年后的腾讯应该会更加强大，所以他将腾讯列为了“不卖品”。
当然，国内互联网行业已经重新进入变革期，反对这个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。但段永平依旧我行我素：“近两年，腾讯每次股价大跌，他都会大举抄底。”
虽然在几只股票上赚了大钱，但段永平的谨慎也让他错过了不少投资机会。
在2013年，段永平便关注到了特斯拉电动车。但和巴菲特一样，他一直没有投资这家公司。原因有这三个：
生意模式不好，毕竟亏损了好多年；
企业文化不良，管理层经常说瞎话；
乘坐体验一般，产品仍然不很成熟。
不过如果以特斯拉今时今日的股价来看，段永平或许是错过了一波盛宴。
同样的故事，也发生在2020年疫情中的一只“妖股”：视频会议平台 zoom。
那一年，zoom的股价一度突破到400美元，而段永平在它股价没到100美元时便开始关注。但他最后还是没有下手，在投资社区雪球上段永平谈到：
“我很喜欢zoom的企业文化，也很欣赏它的CEO，但我无法理解zoom的估值，更没有想透，十年后的zoom会是什么样子。”
对于自己的投资策略，段永平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：
“想不通的我不碰，肯定会错失很多好机会，但是保证抓住的都是对的，那就可以了”。
八、慈善
钱不是目的，而是工具。
巴菲特之所以受很多人敬佩，一方面是他在投资上的业绩，另一方面则是他对金钱的理解：把大部分财富捐给了比尔盖茨基金会，完成财富的再分配。
深受巴菲特影响的段永平也是如此。
他享受赚钱的过程，但又觉得钱多是个大麻烦。他认为不能剥夺后代赚钱的快乐，所以选择把大部分财富捐赠出去，只留少量给到他们。
2005年，段永平夫妇在美国成立家族慈善基金会Inlight Foundation，正式开启了慈善之路。据资料显示，该基金在2020年还拥有资产5500万美元。
当然，他们在中国也成立了心平公益基金会，主要用于教育领域的捐赠。
2006年，段永平给母校浙江大学捐款3000万美元，丁磊也陪同一起捐了1000万美元。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，两人合计捐赠3亿多元人民币，创下了中国内地高校单笔捐赠的记录。
因为中国人民大学也算是段永平的母校，便有不少记者追问：“你为什么只捐浙大，不捐人大？”
段永平非常讨厌有人对别人的捐款说三道四，以至于他在回到浙大和学弟交流，回忆起此事时，爆了一句粗口：“干你丫什么事！”
不过在2010年，段永平还是和太太刘昕一起，向人民大学捐款了3000万美元。
加上其他的捐款，十年来，段永平总计向两所母校捐赠了4.7亿人民币，成为中国高校最慷慨的校友之一。
但段永平却对这些名头不屑一顾，在接受《亚洲周刊》采访时他就提到：
“没觉得做慈善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就是想解决自己的问题。要说有什么伟大的贡献、榜样，那纯属胡扯，我从来没想过要给谁做榜样。”
为了让捐出去的钱真正发挥作用，段永平花了很多心思。比如在高校捐赠中：
捐赠基金很大一部分是等额配比基金。只有学校从其他渠道拿到特定用途的捐款，才能从心平基金会这里取出同等金额的资金。
采用贷学金而非助学金。心平贷学金发给学生的奖学金不是无偿的，而是参考银行同期利息，要求学生在离校十年后归还。
做慈善确实是门大学问。段永平多次表示，做慈善才是他当前主要的事业，投资只是爱好。在他看来，慈善不容易做，花钱比赚钱难多了。
听到段永平这个说法，肯定有不少人怀疑他在装逼。对此，在接受《中国企业家杂志》采访时，段永平还是感慨道：
“你要是站在有钱人那个位置上，你就明白了。赚钱是在你自己熟悉的领域，可以非常聚焦地去做事；花钱呢，你要面对不同的新问题。”
九、结语
“富贵闲人”这个名号不但适合贾宝玉，同样也可以用来形容现在的段永平。
他在微博上的简介，也从侧面印证了本人现在的状态：闲人。
谁说创始人就要一辈子跟公司绑在一起呢？毕竟真正厉害的企业家，不仅自己能经营好企业，更重要的是，还能为企业找到合格的接班人。
